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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3日，在上海一间普通寓所里，年逾七旬的邬臻清老太太说：“去年夏天，一种裤脚宽阔，腿部紧收的时装，悄悄在城市里流行。有人说这是变形的‘喇叭裤’。”但大多数人并未注意到这一细节。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每天的新变化，而对个性化的装束已懒得评头品足。
从集体时代的着装一律，到个性时代的姹紫嫣红，邬臻清见证了中国人穿衣戴帽的历史。
16年前的4月28日，邬臻清任艺术指导的上海新时装表演队——我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进行第一次公演。14名俊男倩女轮流换穿185套时装，令国际服装工业联合会访华团的成员赞不绝口：“毛的女儿穿上了时装！”,然而，那天，亲赴现场的中方最大的官员，只是一位团委书记，因为“上面”谁也不敢对此事表态。
邬臻清回忆说：“稍有个性的服装就惨遭‘枪毙’。”
当时，表演队里最年轻的演员徐萍分到一件露出一只肩膀的印度服装，随即遭到母亲的激烈反对。这位母亲正告邬臻清：“我女儿才20岁，穿这种衣服让人看，太不像样。”最后只好采取折衷办法，用一根长长的飘带缠在徐萍的手臂上。
比这更为极端的是，1979年初春，法国著名时装大师皮尔·卡丹在上海举办时装“内部观摩”。有关方面竟作出3项硬性规定：“对所有观看人员进行政审，一律对号入座记录姓名，入场券不得转让。” 对此，一位服装界人士评论说：“今天纯属个人爱好的衣着打扮，在过去几十年里，总是与意识形态紧紧挂钩。 ”
这种挂钩使一场荒唐的时装闹剧围绕江青而上演和流产。
1974年10月14日，天津市推出一款时装——“江青裙”。这是原天津市委的某负责人找人翻古书、看古画，临摹出100多种草图，最后由江青修正审定命名的。为普及推广“江青裙”，这位负责人说：“此裙是个新生事物，推不推广、穿与不穿，是态度问题。市委已排上日程，书记亲自抓，工商局党委保证，局长亲自落实。市直机关女干部和市妇联领导要带头穿，纺织女工作为主力军上阵，争取穿出10000件。”
据当时沈阳、抚顺、丹东、锦州和旅大的统计，他们加工进货“江青裙”共29000多件，结果压库1400 0多件。最后，不得不统统毁掉，国家因此损失22万余元。
穿衣没有自由，理发、商品的装潢，甚至照相、洒香水也不能有个人选择。僵化的意识形态，使本来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感性世界变得支离破碎。
1964年，一位读者给报纸写信说：“我是个女青年，最近看到一些日用百货商店里摆设的香粉，叫什么‘夜来香’、‘美人香’牌，不仅牌号难听，而且含义污浊。”
1965年，一位大学生揭发她的同学在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天天往身上洒香水。“她为什么要洒香水呢？原来是怕贫下中农有汗臭味。这位同学自己身上沾染了那么多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却闻不到，还以为自己挺‘香’呢！ ”
1966年，干了20多年理发工作的理发师武筱庭控诉：“什么阶级有什么样的发型。旧社会理怪发型的人都是些太太、小姐、少爷，还有一些流氓、阿飞。他们理发为的是追求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有的人发型一天一做，一做就是一个小时。”
一切都已经结束。被扭曲的美重新成了自由的象征。
1984年9月，52岁的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到山东检查工作时，穿着艳丽的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她说：“党中央支持我们穿得好、穿得美。我们纺织工业有责任把全国人民打扮得更美。不仅青年们要打扮得很漂亮，老年人也要打扮得年轻一些。不要用50年代的服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
一个月后，经文化部批准，中央美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联合公开招聘模特儿。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招聘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最后精选了20名女性和10名男性模特儿，每月固定工资40元。
邬臻清认为，审美观念的变化只是社会生活由呆板向鲜活渐变的一个侧影。
如今，这位老太太依然执教于上海几家时装表演队。她介绍，现在当一名时装模特儿已成为很多年轻女孩的梦想。而且，家长们踊跃替孩子报名，陪他们训练，甚至帮着孩子减肥、增高。
80年代初，对于男孩子来说，穿一套绿军装是不跌份的；对于女孩子，一件“布拉吉”，可以穿上结婚典礼。而现在的姑娘们受了麦当娜的启示，流行“薄、透、露”和“内衣外穿”，也没见谁告诉她们加件长衣，说那样子有伤风化。
中国姑娘彭俐等人已从世界T型舞台上捧回奖杯，而大连国际服装节，也已连续举办了10年。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自由地走进上海任何一家泛着橙色光芒的射灯和呈现出工业化美感的金属立架的时装精品屋，只要你的口袋里有足够沉甸甸的一般等价物。
(编辑：方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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